李亚迪

2020年上半年，全球各地几乎都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而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全世界也因为一场大流感损失惨重。1918年初那场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初期与普通流感无异，却很快传遍欧洲、美洲和亚洲，全球约五分之一人口感染，死亡人数超五千万，彼时刚刚结束的一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为一千六百万。在短短数月内，大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已攀升到有史以来的世界之最。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1918年大流感”档案，将当年疾病横行的残酷直观呈现在读者面前，结合当下的疫情，更容易引发人们长久的思考。

1918年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曲线

1918年大流感虽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病源地却并非西班牙。一战期间，西班牙是中立国，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对流感的严重性进行报道，其他参战国因为战时新闻审查制度，对不利于战争形势的新闻一律采取压制措施，因此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报道疫情的国家，加之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曾经染病，西班牙的疫情看来较为严重，便“赢得”了冠名权。

1918年大流感持续了两年，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记录了两波疫情，不过在世界范围内，疫情共出现了三波。第一波是在1918年春，三月初，美国堪萨斯州军队驻地的一位厨师（Albert Gitchell）出现高烧症状，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流感中第一例有记载的确诊病例；随后病毒迅速蔓延，造成上百人死亡。四、五月份，美国援军到达欧洲后，病毒就像野火一样席卷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据估计，仅仅1918年春，法国军队的四分之三和英国军队的二分之一已被感染，但这一时期的病毒并不十分致命，出现的症状被称为“三日热”（three-day fever），感染患者通常只出现发烧和乏力症状，大多数会在几天后自行康复。

炎热的夏天到来时，病毒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八月初，人们以为流感已经彻底过去，但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寂静。因为就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变异后的病毒已经能在24小时内彻底摧毁一个健康年轻人的生命。八月底，一艘艘载着士兵的军舰从普利茅斯出发，士兵们从法国的布雷斯特、美国的波士顿、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等港口上岸，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病毒的移动载体，正在替死神的大手拉开一道疯狂的序幕。第二波疫情，也是最致命的一波，由此开始。

九月至十一月，“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暴增。在美国，仅十月死亡人数就达到19.5万人。更可怖的是，一般流感导致的死亡病例通常是幼童、老年人或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这次流感却造成大批25-35岁的健康青壮年死亡。其中，男性比女性（妊娠女性除外）更易感染流感而亡。医学研究者将这场流感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学大屠杀”。这不仅是因为它杀死的人数之多，受害者大部分是年轻健康的人，还因为受害者死亡的惨状。大部分受害者都出现连续高烧、鼻腔出血和肺炎症状，最后肺部充满液体“自溺”而死。

正常情况下，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很好地应对流感，但这个版本的流感病毒来得如此之快，导致免疫系统被迅速击垮，引发了名为“细胞因子风暴”的过度反应，使肺部充满液体，从而成为继发性感染的完美储库。有趣的是，年纪大的人就不那么容易感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场非常相似的流感，体内已经存在抗体。

1918年9月26日，美国华盛顿针对西班牙流感的防护指示（部分）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大流感”档案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从档案照片中可以看到，为了阻断病毒传播，政府号召人们居家隔离，出门戴口罩，从医护人员到巡逻的警察，从邮递员到打字员，无一例外；未戴口罩者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型集会活动也被纷纷取消。同时，政府建议人们保持空气流通，保证充足的睡眠，补充足够的水分，以提高免疫力，抵抗病毒。

1918年10月16日，戴口罩的美国邮递员

1918年，未佩戴口罩者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即便有这些基础防护措施，流感肆虐的局面仍难以扭转。一份1918年10月8日的电报写道：“西班牙流感阻碍了军用仓库的正常运作。今天共11位现任军官和1489名员工缺勤，其中1177名是工厂一线员工。情况仍不见好转。”此外，据从一位到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村庄出诊的访问医生（D.A. Richardson）描述，流感的规律难以捉摸，有些人遵医嘱卧床休息，只进流质食物，便可以康复；另一些人病情却迅速恶化，数日内毙命。说明当时偏远地区也十分不乐观，处于医生束手无策，患者人命由天的状态。

1918年10月8日，费城军用仓库员工感染情况汇报

第二波瘟疫如此肆虐，回顾起来有多方面的原因。战争结束前，英国有些官员已经意识到严格的隔离措施是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但关乎战争胜败，让民众隔离是绝对不可能的。1918年6月，就在流感再次大爆发前，英国《每日邮报》声称这场流感不比感冒严重多少，人们不必过分担心，而是要“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无独有偶，《华盛顿邮报》也指出，美国对这场流行病的早期反应，是宣布西班牙流感为“另一种叫法的普通流感”，并未指出流感的致命性。另一个原因是医护人员短缺，战争期间，大部分业务熟练的医护人员都随军征战前线，无法短时间内集结。虽然档案显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拨出一百万美元招募医护人员，但培训新的医护人员需要时间，且病毒的高致病性使他们随时有生命危险。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医疗手段和条件都相对落后，医学研究者在经历了最初的手足无措后，并无有效的手段去调查病毒的起源、结构，大大延迟了医疗对策出台的时间。

到1918年12月，第二波疫情终于过去。但1919年1月，第三波疫情又在澳大利亚爆发，并回流至欧美诸国，死亡人数也高达数百万，但相较于第二波疫情，少了人员大规模跨国流动的基础，已经显得无力。第三波疫情最终在1920年春彻底结束。

1918年12月，西雅图的警察戴着红十字会制作的口罩

回顾百年前那场大流感，最需要瞩目的可能不是死亡人数，而是大流行的再次来袭。例如第二波疫情期间的1918年9月，宾州费城不顾专家反对，坚持举行支持战后重建、鼓励购买国债的大游行。但就在游行后仅仅一星期，费城就有4.7万人染上流感，超过4500人因此而死，这场游行也被称为“美国史上最致命的游行”。

1918年9月，费城集会

当新型病毒来袭的时候，青壮年也属于易感人群。而且由于青壮年免疫力强，更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导致肺部或其他器官损伤。于是，那些在风华正茂时候死于1918年大流感的数百万青年，构成了历史上令人唏嘘的“失去的一代”。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也被夺去了生命，其中包括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与诗人埃贡·席勒（Egon Schiele）， 以及捷克著名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918年的医学和科学与现在应对疾病的水平相比十分有限。那时的医生们知道西班牙流感背后有微生物在作祟，也了解这种疾病可以在人际传播，但他们仍然认为，导致疾病的根源是细菌，而非病毒。英国科学记者史宾尼（Laura Spinney）曾在著作《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如何改变世界》（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记载，曾有美国医生建议患者“吸入”硼酸和苏打粉，号称可以清洁鼻腔；还有医生建议患者食用碘化物以“消毒身体内部”。错误的认知、未经证实的偏方和各种谣传大量存在，加剧了流感的蔓延。

尽管有教训，但从许多方面来讲，西班牙流感是一场被遗忘的大流感。这场持续了两年的灾难过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只保存下寥寥三份文本资料（一份医院的登记簿、一份访问医生的诊断记录和一位护士写给朋友的信）以及十三幅历史图片。

西班牙流感时期的美国医院

与新冠病毒一样，那次疫情也影响了许多名人。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英国前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当年都患病，但在公众视线里，“西班牙流感”被一战掩盖，部分是由于几个国家政府对媒体进行审查，阻止媒体在战争期间报道流感的影响。

除报道不足外，这场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在历史与大众文化作品中销声匿迹。今人或是遗忘人类遇过此顽疾，或当它是一战的注脚。“即便是在大流感一百周年（2018年）那年，你也找不到关于西班牙流感的纪念……也很少有墓碑纪念当时医生和护士的牺牲，”医学历史学家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写道，“在过去的小说、歌曲或艺术品里，你也找不到许多描述1918年大流感的作品。”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是一个例外。这位挪威画家在受这种疾病折磨时创作了这幅作品。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

霍尼斯鲍姆还注意到，192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在回顾20世纪‘最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时甚至没有提及那场大流感”，最早讨论那场疫情的历史书籍在1968年才出版。

虽然“西班牙流感”没有像黑死病一样带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但它撼动了许多国家的性别平衡。美国学者克里斯汀·布拉克布恩（Christine Blackburn）发现，在美国，那场流感和“一战”带来的劳工短缺问题为女性加入就业大军铺平了道路。“到1920年，（女性）在全国的就业人口中占比例约21%。”布拉克布恩说。同一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美国女性投票权。

全球性大爆发的流感有时候被称为民主瘟疫（所谓不分贵贱，人人皆会受传染），但西班牙流感爆发的时候，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国重要的公共资源很多都被用于军事行动。公共卫生系统的概念还处于萌芽阶段，在许多地方，只有中产阶级或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看医生的费用。在贫民窟以及其他贫穷的城市地区，缺乏营养且卫生条件较差的人群，以及通常具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群都受到流感重创，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例如，如果是生活在非洲某些地区，致死率大概是欧洲一些地区的30倍。

西班牙流感推动了多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因为科学家和各国政府意识到，新型流行病的传播速度要比过去快得多。在这场大流感中，尽管贫困人口和移民中的死亡率更高，但几乎没有人对流感免疫。也就是说，只对受感染的个体进行治疗是不够的，对抗流行传染病需要全民动员。

自20世纪20年代起，对流感的认知转变促进了公共卫生政策的变革。许多国家成立或重组了卫生部，建立了更先进的疾病监控系统。在城市环境中应对流行病时，各国政府必须像处于战时状态一样调动资源，对出现疾病迹象的人进行隔离，同时保持病情严重的感染者数量稳定；通过限制人们的活动，最终使疾病自行消亡。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依然在采用这些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这正是西班牙流感最持久的影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