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莱斯特

（Peter Lester）

简介：

档案不仅提供证据和信息，也是具备有形特征的实物，观者可以感知其尺寸、重量和色泽等物理特性。因此，到访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和参观者在查阅参观结束后，增长的不仅是学识，可能感官上和感情上都会有所收获。尽管如此，档案的情报属性往往更受人重视，胜于它的材料属性。本文作者罗列了一些近期论及档案物理特性和材料属性的文献，也阐述了为何其物理特性不受重视的思考。作者认为与档案的互动，是一次全方位体验，对档案内容的认知与物理特性的理解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本文作者以“身体图式”[1]的理念为解剖工具，围绕在巴黎小皇宫展出的档案作为具体实例展开讨论，剖析了这一系列反应产生的缘由。

引言

事情的起因全要从一次展览说起。名为《和平艺术：外交的宝藏与秘密》（The Art of Peace：Secrets and Treasures of Diplomacy）的展览，于2016年10月19日至2017年1月15日在位于巴黎市中心小皇宫（Petit Palais）的巴黎市立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展出。展览由法国外交部主办，主旨是从法国的立场出发讨论和平的理念，并展现这一理念如何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改变和调整。此次展览的新闻稿称其为“一场雄心勃勃的开创性展览”，更强调这次展览展示了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文件，有些文件此前从未公开展出。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小皇宫

我去参观的时候已是1月中旬，展出已临近尾声。那天天气阴冷潮湿，我走过小皇宫巴洛克装饰风格的华丽门厅，穿行于各处展览长廊。展室内各种条约、宪章、外交信函琳琅满目，还有画作、雕塑点缀其中，为这些文本提供更了广阔的文化艺术的时代语境。展览的第四展室定名为“外交宝藏”，却是与其他各处截然不同。这处展室低矮狭小，呈多角形，与其他展厅相对隔绝。为了保护展品，室内灯光昏暗，却也正好让观者全神贯注于墙上打了灯光的展品。展室陈列的是皇室以及国家级别的来往信函、各国大使的外交文件及法国参与签订的各种条约。这里没有画作或其他艺术品供人欣赏，参观者的注意力反倒完全集中在这些文件上。展室的文字介绍立刻让我意识到这些文件其实具有双重效能：它们不仅仅具备重大的历史价值（文件都严格遵循各种规章的要求拟就），它们还呈现出一种“纯粹的美感”——文件上书写的是精美书法，还有各种可以称为“真正艺术品”的纹饰图案和印章。从本质上说，它们让我意识到档案确实是信息的来源，却也是客观实物，具有有形的物理特性，可以引起和刺激观者的认知和感官反应。这一点认识不难感知，但众人却往往对此视而不见。

一走进这处相对封闭的空间，我就被这些与众不同又富有意趣的展品吸引。这些展品视觉效果出众，让我忍不住想凑上前去仔细观看：1904年英法两国就纽芬兰及部分非洲领土签署了专约，专约由红色丝线与银丝织就，钤着鲜红的硕大蜡印；1774年摩洛哥国王从梅克内斯[2]给路易十六寄来信函，信纸上点缀着彩色的装饰物；1673年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在诶迪尔内[3]用墨水与金粉写下的巨幅投降书；1573年波兰贵族宣布选举安茹公爵亨利（Henri of Valois）登上波兰王位[4]，金丝银线交织的宣誓书上钤着贵族们数之不尽的印信。此外还有来自俄国沙皇宫廷、波斯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文，装饰色彩各异，富于异域风情。而展室中央的玻璃展柜中，躺着的是暹罗国王拉玛四世（Rama IV, the King of Siam）于1861年写给拿破仑三世的信，信函錾刻在一片金叶子上，展品说明上介绍此物是在枫丹白露举行的奢华仪式上进献给皇帝和皇后。每一件展品都有引人瞩目之处，而吸引人的不止是其承载的内容，也是因为它们的外观。

这样的展出空间，会让参观者浮想联翩。而我在步出长廊进入展览的最后部分时，也生出不少想法和感慨。这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与其他各国错综复杂的联盟谈判历史源远流长，参观这次展览增进了我对法国在这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也大体了解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管理和保存的这些档案记录，使得历史的故事有载体可以讲述。我知晓了个别条约的内容细节，也能感知金银錾刻的字体所体现的权力和威严。但这其中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展示文件的物理属性带来了感官参与的感觉，那种不止因其内容，也由图案、外观、形态而引发的情感体验，还有因为这些物件的存在而让人产生的共鸣和敬畏。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文件在内容、背景与形式上有某些相同的特性，而档案人也深明此理。这其中每一种特性都向外界散发着信号，触发观者或理智或情感的感受，形成一种彼此交缠而错综复杂的体验。

小皇宫展室一角

本文试图揭开此类理智与情感反应的奥秘，更详细解析如何利用档案的此种特性并与之产生互动，为针对档案物理特性研究的蓬勃发展略作贡献。文章首先梳理介绍了有关档案物理特性讨论的最新文献，以及随着档案数字化和原始数字档案的激增，这些讨论如何逐渐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阐述到访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和参观者在查阅参观结束后，同时在学识上和体验上都会有所收获。文中特别利用对具体经验的研究和理念，来展示身体如何在我们理解感知现象中发挥根本作用，以及我们对这种现象的认知意识，有时又与我们的身体、感觉和本体体验息息相关。最后又将思绪转回《和平艺术》的展览，举出几个实例，展示档案以知识和物质相互交织、彼此缠绕的方式，可以产生更丰富、多方位的理解和解读。

有关档案物理特性的讨论

迪朗蒂（Luciana Duranti）在她研究古代文献学的著作中曾说：

任何一份文件都有外部构成，即其物理形式，也有知识形态，即其内容要传达的信息。如果不能理解作者为何选择此种外部构成和表达方式，那么也不可能充分理解他想传达的信息。

虽然有人表示古代文献学的理论只适用于研究官方或司法方面的文件，但这种理论的适用范围随着时间推移已经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适用于所有文件类型。事实上，这三个特性——物理形式、知识形态和内容——对于所有形式的文件而言，都是缺一不可。然而对与档案打交道的人来说，文件的内容及其知识形态，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点过去是如此，将来大概也不会改变，虽然对于内容的知识形态尚存争议。而德弗（Maryanne Dever）承认：

在利用档案全宗进行文学和历史研究时，惯常操作是对文件中找到的文本更重视，而只有只言片语和随手标记的纸片就不会吸引太多注意。就好像可以将文件或纸片理解为是一个存储信息内容的中性容器或平台。

她还说：

传统档案著录工作仅着眼于藏品的范围、规模和信息内容，对于一个全宗的物理形式只留下十分敷衍了事而流于表面的描述，比如排架长度、盒号、文件号、页号。我们对归档文件的外部特征漠不关心，由此可见一斑。而这样的态度还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马吉（Karl Magee）和沃特斯（Susannah Waters）在与艺术家和设计人员合作的过程中也注意到：

合作过程中凸显出一个问题：大多数档案目录不会描述此物的物理属性，比如构成此档案物品的材料和技术、物品的颜色及其他牵涉视觉效果的主体（如印章或释文）。

其实，如何著录档案与如何利用档案，很大程度上是由档案的证据和信息属性决定的。这些档案的物理属性只是承载其内容，使内容得以流转罢了。

而这种强调记录内容，明显排斥欣赏其外部形态的做法，却也有一时例外。菲斯曼（Cornelia Vismann）曾论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旅人如何收集和研究文本，不为文本内容，而是关注其物理属性。他们感兴趣的是羊皮纸和墨水、手迹和印刷字体、图章和印信、还有它们的出处和历史。有意思的是，她也留意到同样关注档案材料特性的古文书学和古代文献学，大约在1900年前后都已沦为辅助学科。究其原因是从对文件材料特质的兴趣转向了强调内容为首要：“从那时起，开始使用媒体技术进行文本分析，以协助开展史学的事实分析。”只强调内容和信息，逐渐阻隔了人们对于材质的欣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都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这一现象直到近些年才有所转变。德弗认为具体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强调研究结果，而不是注重研究本身的方法或过程；在现行档案著录标准中完全没有对材料特性的认知；强调描述性文字和转录。

最近涉及档案材料特性的讨论，大多是由于档案数字化激增以及原生数字档案的大量涌现。从这些讨论中又生发出许多现实问题，例如数字化是否能有效保存档案的物理特性；对于感知原始档案“氛围”的得失；数字化或可创造更多机会，增进理解。德弗还特意指出，人们最初将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视为对纸张“文化”的威胁，但目前“与其说数字将永远取代文本和纸张形式，不如说共存文化已经出现，我们正见证的不是纸张的消亡，而是纸张漫长的来世。”德弗接着谈到纸质档案遭遇危机，或是迫在眉睫或已实际降临，反倒促使人们对于纸张物理特性的意识日益增强。她列举了几个档案遭损毁的实例：2009年科隆（Cologne）档案库房坍塌，2013年廷巴克图（Timbuktu）部分图书馆被毁，也提到随着数字化数量激增也确实造成部分纸质档案受损。“数字化转变”实际上带来了一次机遇，让人们重新思考、重新审视档案的物理属性。随着研究人员越来越习惯使用数字化文档，在与档案实物互动时就能感觉到纸张变得如此陌生，更能意识到与纸张相处的可贵。如德弗所说，“有人担心有了数字替代品，或会成为根本不必保存原件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却重新燃起了“人们利用档案原件的兴趣”。

话说回来，“数字化转变”使得人们重新发现了档案的物质财富，但也提出一个问题：相比于档案承载的知识内容，它的物理特性为何如此轻易而又频繁地遭遇漠视？这个问题或可从两个方面考虑：分析文献本身材料方面的特性；检视文本转化为媒介物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特性。德弗曾写道“这么多研究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体验过，纸张本身就好像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从我们意识里溜走了”，“文档的物理特性仿佛都成了透明的、隐身的，变得模糊不清，让人视而不见。”虽然这一观察论断巧妙地将重点放在研究人员自己对文档记录的体验上，但它也揭示了文档本身的一个现象学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体验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将文档视为传递信息的媒介物，这限制了我们识物的眼光。借鉴人类学中的理论或可解此疑惑。艾森洛尔（Patrick Eisenlohr）观察到：

大量媒介的表现似乎与媒介建构主义和生成论观点相矛盾。那就是媒介在中介行为过程中容易让人视而不见。事实上，媒介只有在传达某种东西的过程中，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自身的物质性和技术性转移到被传递的内容上，方能达成媒介的传递使命。

莱尔斯（Annelise Riles）指出对观察者而言，眼中所见的是文件书写的内容，即写作的主题，而不是文件本身书写的格式和形制。事实上，人们关注的文件内容已经盖过了档案记录的物理性，因此，文件记录的材料特性往往被忽视。

认识文件记录的物理特性会加深对文件内容涵义的理解，有时甚至能发现内容与形式之间有冲突矛盾之处。认清这一点，从文件物理特征中收集的信息，可以使人对文件历史背景有更全面的理解，也有助于对其内容进行更细致深入地剖析。利克鲁特（Ala Rekrut）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写道：

档案记录，无论产生时是实体还是数字形式，都是物质文化，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事件和采取行动的物质痕迹。历史记录根植于其产生的个人和社会环境中，有形地体现于构成及承载书面文本或图像的材料中。文档记录是时代的产物，其中任何一个物质组成部分都蕴含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代表着当时的历史技术，可以说牵涉到科学史、技术史、工业史和经济史，是历史发展历程中的参与者。文档的大小、形状和重量决定了文档和利用者之间的物理互动。文档呈现的情况和物理状态的变化，更可以为文档过去的利用状况和管理历史提供证据。

这些思考认识到分析文件记录的物理特性，也有助于理解文件的知识内容，洞察促使文件记录产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同样，文件记录的物理特征带有时代的痕迹或标记，从而有助于追溯文件的起源和使用情况。文件的外部形式使我们有机会探讨文件存在的重要意义，它既是承载信息的工具，也是传播信息的源头。

档案的这些现象学属性也会影响到与档案的互动、以及观者对档案的理解。档案是实物，具有可以触碰的外形，因此接触也可以引发利用者的其他感受。可以将这个概念置于对物体更广泛的现象学中来理解，承认物体拥有物理性，具有可触摸的形状，而不同的物理特性也会引发不同的反应。杜德利（Sandra Dudley）曾说：

与某物发生感官和情感的互动，可能带来强烈的反馈、有时甚至产生颠覆性的变化。物体的物质属性，可以触发个人情感或感官反应，这些反应可能有其自身意义，或许还会有助于增进对该物的理解。

其中关键在于，档案的物质属性或会引发观者产生反应，而这些反应可能不是知识认知上的，却是属于感官的反应（文件的外观、触感、气味）以及情感体验。文件的物质属性在文件产生和利用的过程释放出信息，引发各种解读，但它们也会引发情感和感官反应，甚至如杜德利所言：内在反应（visceral reactions）。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内容固然有着知识层面的意义，同时它也会激发情感反应。大家想想收到朋友从海边度假寄来的明信片时的兴奋，或是亲人赴战场后接到战时电报的悲伤。

我们讨论对档案不同形式的反应，不难区分是知识的、感觉的、情感的。而事实上，档案一方面作为信息源，为了传递信息而压制了作为媒介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这个信息源也是具有物质特性的客观物体，两者彼此依托，各自生发。而我想说的是，我们与档案打交道不能简单地划分归类，便好像它们本来就互不相关。更确切地说，这些感受是相互穿插、彼此交织、捆绑在一起的。如众人所见，文件的内容激发读者认知和情感的体验，而其外形既产生知识层面的理解，也会引发感官上的感受。关键是我们对这信息源和客观物体的感知和体验本是同时发生。赫尔（Matthew Hull）认为文档的物质属性不仅影响感官感受，还会左右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和解读。沙逊（Rosemary Sassoon）论述过从书写笔迹能推测出书写者的年龄或情绪。斯托莱（Ann Laura Stoler）述及殖民政府档案时，说“是认知焦虑及政治焦虑集中爆发的场所”。这些因素不仅牵涉到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些文件的产生，还会对我们接触档案的感受和反应产生影响。文档的书写方式会改变我们对内容的理解。同样，文档的质地、手感或气味也会改变我们对书页上所写内容的感受。反之，读者的情感反应也可能直接受所写内容的影响，因此我们对文件作为物体的反应也可能是由文件内容决定。实际上，内容和材质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对另一方所传达的涵义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对一份文件的物质属性的反应与认知理解同时发生，情感、感官、认知和知识层面的反应都结合在内容和材质中，各自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形成又彼此影响。

为了更好理解对档案文件——更广泛地说，对其他物体现象——产生的这种整体全面反应，借鉴些着眼于人类经验的研究成果，并思考人类身体如何在认知和身体反应交织的情景中与世界互动，无疑将会有些助益。这些研究涉及包括现象学和神经学研究在内的一系列学科领域。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在论文中述及人类的心灵和身体如何参与到对自我的理解和对他人的感知中时，曾提到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不少涉及该主题的文章中都反复出现。这一概念认为是大脑意识到自己身体和周围世界的存在，而身体在此过程中并无用武之地。他描述了一个在此类话题中经常提到的思想实验：“缸中之脑”（a brain in a vat），一个大脑与身体分离置于缸中，（或至少是一个与身体没有任何联系的神经系统），却能完全理解人类的互动行为。然而如果能认识到我们对档案的反应既是认知的，也是感官的，那么我们在知识层面上理解档案的同时，也能更全面地感知客观物体的存在，因为正是身体的接触才造就了大脑的体验。

提出心物二元论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笛卡尔

缸中之脑

加拉格尔在书中提到了“身体图式”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身体内部的运行过程，使身体能够控制自己的姿势，并移动完成既定目标。身体图式是“按自我参照意向水平下运行的感觉与运动功能系统”。它接收了来自本体感受器（即肌肉、肌腱和关节的感觉接收器）的神经冲动或信号，对体内的刺激做出反应，掌握并决定身体四肢的位置、姿势、平衡和运动。按照加拉格尔的描述，这个系统“几乎是自动运行”，这意味着它并不是作为条件反射的动作发生：个体的行为或意图影响着由身体图式控制的动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身体图式本身不是一种意识形式，也不是任何方式的认知操作，但它可以进入和支撑（或在某些情况下破坏）包括认知在内的意识活动。”个体想要达成目标是通过身体图式实现的，但是身体图式的行为和操作方法，个体并没有完全意识。个人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实现目标上，而不是达成目标的身体动作上：例如走路时，思想会集中在要抵达的目的地，而不是双脚一步又一步跨出的动作上。身体图式发生于主观意识之前，运行过程中有助于意识形成，但却不会在意识的内容中清楚明晰地出现。这种先于主观意识的体验使我们在与环境互动中往往不会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思考就能完成平衡或运动的动作。身体图式使我们的身体能够与周围的环境互动，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周围环境，而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

因此身体图式展现了我们的身体如何习惯成自然地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不仅能实现心智设定的目标，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我们的行为，有时我们的认知领域甚至对此毫无知觉。重点在于身体图式的概念有助于展示我们如何在身体和理智上对环境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彼此改变。身体图式的行动先于主观意识、自动自发地展开，与理智的意图相互影响，进而塑造出我们的动作、情绪、感受、思想和行动。

由此我们与客观事物（比如档案）的接触，可以理解为一个由不同经验形成我们不同反应的过程。我们对档案的感知和反应也是身体本身与环境互动后产生的经验的一部分。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思想不是彼此分割，而是整体经验，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一个全面的整体。

因此在此背景下，再来看我们面对档案做出的反应。我们对文件（它历经的年代、稀有性、外观和内容）产生的感受，不是通过对文件的认知理解来完成，随后才产生情感或身体反应，而是身体先于理智与文件互动，才形成我们理解它的方式。“不是感知先于情感反应，而是感情早就影响了感知”。按照加拉格尔的理论，或许可以说我们看着一份文件，它历经岁月、独具美感，不免让人产生一丝敬畏，而“敬畏”的感受早在身体感知文件时即已形成，而不是阅读文件后观者才决定对它心生敬畏。

经过身体图式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观者对档案文件产生的反应是感觉和认知彼此交织、互相纠缠的，但因为这些反应产生的形式特殊，结果自然也会因人而异。镌刻在我们自身的个人及社会经验必会影响我们与档案互动的类型。根据麦克劳德（Suzanne Macleod）的说法，我们的身份、记忆、社会经历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甚至储备的知识和观点，都将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万物，档案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与档案接触有何体验，如何理解档案，或如何与之互动，都是因人而异，与我们各人的本体以及个人经历、社会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友好条约

我们将目光回到巴黎的《和平艺术》展览，来看两件展品，也想象一下观众的观感。如此或能解锁档案现象学性质的一些想法，认识到身体图式在这两桩实例中的作用。两者都借助档案的材料和知识属性提供的行为可能，产生了可由观者参与其中的意义构建。而第一例强调了档案本身的展示性，第二例则强调了我作为观察者，也参与了对文档的知识和情感构建。

第一件是1861年法国与秘鲁签订的友好条约。条约用天鹅绒装订，以金、镍、铜、锌编成花朵和蜜蜂的图案装饰。被精致的工艺和天鹅绒的触感所吸引，我都忍不住想要伸手抚摸。展品说明上写着，精心设计的装饰揭示了“西方国家”对秘鲁的承认具有重要意义。档案的材料特性不仅能激发感官感受，也让我将档案视为一件物品来欣赏。这些材料特性也在提醒我注意档案中知识信息的意义和完整性，重申自身蕴含的信息，让人不要忽视它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想触摸物体的愿望或属于身体先于理智的认知方法，影响着我们感知、判断物体以及与之互动的方式。在加拉格尔对这一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他描述了视觉如何吸引大脑中负责运动编码的神经元，做出诸如伸手抓取之类的动作。有趣的是，有时我们对观察的物体并没有特别想要拿取的时候，此类指令也发生了。大脑以这种方式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虽然我在认知上理解想触摸天鹅绒装订文档的想法，但实际上这一反应早已由身体控制。我的身体想进行这种形式的互动，并已经为此做好准备。因此，感觉反应的概念（触摸、感觉）以及对这种反应的认知（我将从触摸档案中获得的知识），错综复杂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我与档案的接触不仅发生在物质、物理层面和认知层面，而且实际上有了对档案的身体反应才使智力反应得以发生。实际上，身体反应和智力反应同时发生，并相互影响。

该文件记录着两国商定了相互认可，其中文字内容详述并证明曾经发生的举动，结合其背景、内在和外在特点，该条约具有“记录性”。然而作为一件物品，这份文件对于自身文字阐述的内容也算身体力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外交行为。它的物质实体性是根植于它所描述的外交行动实施的一个固定时间节点。它的存在彰显了协议达成的珍贵时刻。这一点或可借助引人注目的外观更得昭彰，但它却也并不需要：它自身的结构、大小和重量，简单来说，它的存在本身已经足以体现这次外交行动。这份文件成了促成行动的工具。

文件记录成为一种工具，此处也非孤例，许多类型的文件都曾起着类似作用。文件担当起工具的角色，不仅通过书写的内容来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要通过它的物质属性来执行。就此处的友好条约而言，天鹅绒的装订和金属装饰强调了文本内容的重要性，也使得这份文件凭借这些外部条件完成了一次外交行动。它本身就已经发挥了作用。因此该条约不仅仅是记录了法国和秘鲁之间商定友谊的时刻，它就是这一时刻，它的实体性、它的存在就是外交行动。文件的存在是作为文件责任者外交意图的表达，是责任者意志的“客观体现”。

文档的物理属性传递了责任者和信息接收者在它身上镌刻的价值。因此，它不仅体现了创造者的意图和愿望，还体现了它与信息接受者的关系。现在这层关系默默延伸，成就了它作为展出的展品与观众的关系。这一体现的本质不仅在于文件的内容，更在于它的物理属性，正是由于它的实体存在，这些文字才可能传递给观众。这种传递也是通过文件的物理特性和文本内容才能明确表达。这份文件的文本内容与物理特性，彼此交织也互相捆绑着，在外交中履行了自身的职责，眼前则作为展品实现着它的价值。

哥伦布的契据登记簿

哥伦布的契据登记簿（the cartulary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原先是一式四份，目前仅存两份，展出的是其中一份。它证明了西班牙的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Ferdinand and Isabella of Spain）[5]，在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起航前往美洲前授予他的头衔和特权。这是一本装订成册的小本子，翻开至扉页展出。从册子开头部分就可见装帧精美，一篇介绍文字以红黑两色写就，花体大写字母经过精心设计，页边缘则点缀着书法线条。展览的说明文字指出，在页面中心的一个大写“E”中描绘的头像，很可能就是哥伦布本人。

虽然这份文件并非由哥伦布书写，也很可能并不是他持有的文本原件，甚至他都没亲手取用过，但这份文件与哥伦布的密切联系，不仅因为文件记载的内容（内容提供了证据链），还因为文件的物理属性——文件是在与他密切相关的背景下写就（自然与文中提到授予他特权和头衔的君主也密切相关）。如此一来，与哥伦布的这种联系为文件加持了一个属性，使它的内容与物理属性产生了内在联系。这是物与人的联系，君主将册子授予他，如今它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作为观者与之接近。因此，它的出现为我与他之间架起了现世的桥梁，它提供了这一刻跨越时间的联系。要说我与文件书写者之间产生的联系似乎还更强烈一些——页面上满是作者留下的印记，即使时至今日也能从中体会一二：“从纸面留下的手写线条，能体悟当时书写运行时的手势，精美书法中流露出书写时的专注和情感，体现了书写运笔中内含的意向性。”实际上，这份文件代表了一部分个人经历。它如今的实体存在使这些经历具体化，使我能作为观众与之接触，同时延伸开去也与那个人有了某种接触——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间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这份文件的存在而缩小了。这份文件就是那人的经历经过他人之手留存下的遗迹。若能了解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描述的“历史体验”的概念，或许有助于理解这种情形。他写道：“这种与过去的接触是进入一种氛围，是超越自我、体验真实情况的数种形式之一。”安克斯米特（Frank Ankersmit）指出：“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界限都暂时消失。仿佛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时间轨道，不再是将两者分开，而是成为它们相遇的中点。”这种“历史体验”的概念或可有助理解为何将文件作为一个物体对象与之接触，便能够跨越时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体验过去的时光。如果文件涉及的是名人或重大历史事件，那么这次“历史体验”就更让人兴味盎然。正是在知识层面对“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可，才促成了这样的体验。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至关重要之处在于，这种对文件的具化理解源于描述主题的文件内容，也植根于在时间长河中留下文件拥有者和创作者所有印迹的文件本体。它的物理属性、它的存在，才使得今日我们的体验成为可能。

结论

与档案产生互动是很个人的体验。无论这件档案是作为研究工具出现在档案阅览室，还是放在展厅展出，这种体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与其他人产生的感受可能天差地别。非但不是人人都会对一份文件产生相同的体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份文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此外，文件自身的“文化价值”在不同观者眼中也会有差异，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知识范畴以及对重要性的判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份档案可以潜藏多重体验，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层面做出反应。知识、认知层面的理解不是与感官、情感或身体体验相互隔绝，非此即彼。它们互相影响，都对我们如何理解、回应眼前的文件发挥作用。事实上，如何对一份文件做出反应，身体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的更为紧要。身体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构建塑造我们对所见所闻的理解，所以在我们与档案的互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档案中体会到的意义，与各人的知识结构、信仰、理念以及对世界万物的理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身体图式是通过各人的身份、个性、记忆和社会经验形成的认知、身体和情感反应。

本文旨在为有关档案材料属性的讨论添砖加瓦，并阐明身体体验是全盘解析我们如何回应和感知档案的基础。总之，重点在于要认识到这些不同类型的交流方式，能帮助研究人员和来访者与档案互动，以及理解档案也不仅仅在知识层面，也可以在感官和情感层面实现。因此，档案工作者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通过档案目录和检索工具体现出档案的材料属性，同时组织各种交流和展览活动，为不同形式的接触提供机会。这样研究学者和参观人员才能有可能调动全方位的感官，以更深入而丰富的方式体验档案。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调研档案展览性质的博士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想探讨档案如何通过展览展示，创造新鲜而富有活力的与文件互动的形式。这项研究跨越多学科领域，旨在将空间转变和现象学感知的概念联系起来，将这种讨论定位在更广泛的组织变革背景下。这项研究旨在通过了解档案如何开发新技术来扩大受众，并使受众对象更多样化，进而改变观众与档案的互动方式，也促进各方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

（李燕编译）